2013年，23岁的山东小伙王万里本科毕业，考入了蓟州区人民法院，被分配在民事审判庭担任书记员。因为自幼家境贫寒，在油田子弟中经常遭人白眼，让人瞧不起，参加工作后他对外宣称自己是油田子弟，祖辈和父辈都在胜利油田工作，特别是姥爷，曾担任油田下属某公司的党委书记；还称自己曾就读于中国石油大学，成绩优异的弟弟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读书。实际上他就读的大学是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，其实是个三本学校。父母的境况接近下岗职工，弟弟连北京都没去，只在山东读了一所专科学校。不仅如此，展示社交关系则也是他自我吹嘘的一种方式，到法院工作后，王万里因工作关系与检察院、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有所接触，他也经常和人谈起自己和某某单位熟人的交情。“实际上，他根本不认识什么‘大领导’，有些所谓熟悉的人，可能只有一面之缘。”一些同事回忆称。

很快，王万里就找到了“权为己所用”的机会。2015年1月底，他从民事审判庭调任执行局。工作还不满一个月，就在执行款上大动手脚，从一位被执行人公司账户扣划了26万元，转手将其中的24万元据为己有，并为父母购买了一辆帕萨特，当年春节就开回了山东老家。调任执行局后，头脑灵光的王万里很快掌握了执行案件的操办流程。与民事审判庭的工作不同，在执行局，王万里经常要与案件当事人密切接触。有的当事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私下时不时就给他送烟送酒，几乎天天都有饭局等着他。看到一些民营企业老板住别墅、开豪车、用奢侈品、吃高档餐，王万里感到自己的外表比较寒酸，融不到老板的圈子里，而眼前灯红酒绿的生活又让他如痴如醉，羡慕不已。这段时间的“大开眼界”促使王万里的消费观念快速发生转变。他认为，“体面的工作当然应该与富裕的生活挂钩。自己有着公务员的好工作，但生活品质却远远不如来巴结奉承的老板。如果穿着打扮高端些，至少外表上与有钱人的差距就不会那么大。”可是，老板们一件衣服、一双鞋，就抵得上王万里一个月的工资，心有不甘的他，决定将手伸向案件执行款。

在当时的执行案件办理过程中，当事人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和执行干警对案款的处置权，使得案件当事人都围着执行干警转。执行款先给谁、后给谁、给多少、怎么给，甚至给不给，很多时候都是执行干警说了算，这就给了王万里作案空间。法律专业毕业的王万里，工作第一年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，还曾凭借突出表现，获得了天津市法院系统先进个人、天津政法系统优秀公务员等荣誉称号。贪污、挪用公款是违法犯罪行为，他不是不知道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罪是如何规定的，他“心里像明镜一样”。

但是，王万里对法律却没有一丝敬畏，以为在法院工作就是进了“保险箱”，入职宣誓时“恪守法官职业道德、遵守法官行为规范”的承诺，也早已被他抛之脑后。作案之初，他就计划好先将钱款挪出来，只要自己使用且在一定期限内归还，就不会入刑。由于每一次挪用都没有人发现，王万里再没有想过归还的事。在奢侈消费的诱惑下，他从侥幸逐渐到放纵，理所当然地将一笔笔执行款收入囊中。在他心中，法条不但没有变成个人行为的有效约束，懂得裁判标准的他反而在违法犯罪的边缘一次又一次试探，最终突破底线。

2018年3月，一起执行案件的当事双方私下达成和解，被申请执行人来到法院，欲将此前缴纳的执行款要回，王万里挪用公款的事情终于暴露了。此后，无论是法院监察室找他谈话，还是留置初期面对办案人员，只要是没有查实的内容，王万里都予以否认，不配合组织的调查。直到一项一项证据摆在面前，他才承认了违法犯罪行为，开始对自己知法犯法的严重错误有所反思。

王万里在忏悔书中写道：因为自幼家境贫寒，在油田子弟中经常遭人白眼，让人瞧不起，我自小在心里就种下了一颗要过上富人生活的种子。到执行局工作后，我渐渐在周围的“高端朋友圈”里迷失了自我，并在发现相关管理制度的漏洞后，很快动了贪念，抛弃了当事人利益、纪律要求和法官形象，有时还觉得自己很高明，做起来得心应手、游刃有余。2015年春节，我开着新买的帕萨特回家过年，看着父母那种自豪和满足，觉得自己让父母在别人面前抬起了头。体验到利用职权变现的“曼妙快感”后，享乐代替了务实，虚荣一度膨胀到极致。就在我暗自庆幸操作手段十分巧妙隐蔽之时，法院领导找我询问几笔执行款的去向，我仍企图避重就轻、瞒天过海。直到被监委留置，我才大梦初醒。我的所作所为侵犯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，背离了人民司法为人民的初衷，更严重损坏了司法公平公正的原则。

最终，因贪污公款54万余元、挪用公款55万余元，王万里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，并处罚金30万元。